黎青 作

　　□张培元

　　近日山西长治市委组织部对拟提拔任命干部进行了公示。在拟任副处以上干部中，有2人系14岁参加工作，1人16岁参加工作，5人17岁参加工作，其中2人还是“80后”。网友对如此多“童工”干部感到震惊。(4月10日《广州日报》)

　　按照现有的体制和模式，正常人的教育及就业通道不外乎两种。一是在接受学历教育后就业，大体要经历6年小学、3年初中、3年高中和4年大学，总共需要16年，即使从5岁开始读书，大学毕业也该21岁了。二是参军后的“二次就业”，依据兵役法规定，年满18周岁的青年才能入伍(视情况顶多放宽至17岁)，在其经历过3年军营生活而就业时，也应该超过20岁了——— 参考上述这些时间表和路线图，长治市“童工”干部扎堆出现，有些颠覆了公众常识。这么多干部在未成年阶段即跻身官场，若非天降神童，恐怕存在一些猫腻。

　　从各地近年来不时曝光的案例看，“童工”干部的实质是权力襁褓化，是特权世袭的另类表达。同样是在山西，去年就发生过多起丑闻——— 吕梁市临县安家庄乡党委书记曹莉，被爆“15岁时即参加工作”，原来曹莉在上高一时，身为常务副县长的父亲即违规为女儿办理了招工手续，直到曹莉高中毕业后才正式上班；山西省疾控中心干部王烨，被爆“上大学时即吃空饷”，官居静乐县委书记的父亲杨存虎，通过关系将其女儿王烨编弄进疾控中心，不仅白吃“空饷”10万元，而且报销学费2万元……

　　父母为子女前途费心考虑原本没错，错就错在把手中的公权力当成了育儿袋、传家宝。愈演愈烈的“萝卜招聘”、“童工”干部乱象，既暴露了某些地方干部人事制度的混乱，同时也折射了权力裙带化、家族化的病症。当越来越多的官二代通过捷径和暗道接受“遗传性安排”、提前做起“童工”官员时，受伤的不只是社会公平，更有地方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。